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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装史学:赵武灵王的服装革命

发布时间:2016-06-02浏览:

   在其理想范围内,凡革命无不自身边事物始,凡衣服穿到舒服为止,他决意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服装革命。

   《一》

   赵雍记得父亲赵肃侯在位24年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是其死后的风光,秦楚燕齐魏5个诸侯国均各出锐师万人来会葬,史无前例。

   然而也正是从这件事情上,赵雍嗅到了来自四周的虎狼之气与对手的强大。他从父亲手上接过赵国,也意味着接过满把的压力和重力。

   可这又算得了什么?从赵衰、赵盾、赵朔,到赵氏孤儿赵武,赵家几近灭门,所历险滩恶浪不可谓不大,不也都闯过来了吗?到赵简子、赵襄子时代,“赵名晋卿,实专晋权”,已成豪门,虽未称国,却能抵国。

   赵国的开国君主是烈侯赵籍,随后到敬侯赵章当政,才迁都邯郸。再下来当政者就是赵雍的祖父成侯赵种了。此时的赵国虽然站住了脚跟,却并不能放心放胆彻底享受太平,被颠覆的威胁无处不在。

   祖父和父亲风风雨雨陪伴赵国总共走过了49年,公元前325年,接下这副担子的一个叫赵雍的少年不能不瞻前顾后。这个少年年龄有多大呢?想必不大吧,文献上只说他“少,未能听政,博闻师三人,左右司过三人”,可见刚刚继位之时,朝中事务他尚不能自决。

   但很快,通过勤学赵雍适应了自己的角色,且表现出非凡的适应力,“及听政,先问先王贵臣肥义,加其秩;国三老年八十,月致其礼”。赵雍的与众不同之处及雄才大略也自此时开始有条不紊逐一展现。一国之主做到第五个年头,他娶了女人;做到第八个年头,五国都相继称王,他偏独自投了否决票,他的理由是“无其实,敢处其名乎”?令国人称呼自己“君”。他清楚面对的是一个纷争不断的战国时代,战争不断,欲得一番作为,必得隐忍待发,否则无以立身立国。

   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成了他事业的铺垫。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工作基础之上,赵雍逐渐站稳了脚跟,赵国也逐渐站稳了脚跟。但并不十分强大的赵国谋求的不应该仅仅是站稳脚跟,如何保全,仍然受制于人的赵国必得有切实可行的强国政策出台。到了当政的第19个年头,已完全可以独立把握自己把握赵国的赵雍有了更深远的考虑,并打算把这考虑付诸行动。这年正月,与最信任倚重的大臣肥义讨论了5天后,他认定“夫有高世之名,必有遗俗之累”,下定决心“吾欲胡服”。

   《二》

   事有所为有所不为,赵雍将有所为的突破口选择在所穿的衣服;在其理想范围内,凡破旧布新无不自身边事物始,凡衣服穿到舒服为止,他决意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服装革命。

   一国之盛决于军事,军事之盛决于胡服骑射。

   历史行进到赵雍所处的时代,经过孔子等人的鼓吹宣传,大礼制抬头,宽衣博带已成为统治阶层可不劳而获得到寄食生活的尊贵象征,小袖短衣短靴带钩被认为是游牧族特有式样了,“事实上所谓胡服,有可能还是商周劳动人民及战士一般衣着。”1949年之后由小说转向服饰专门研究的沈从文认为,“由于出土材料日益增多,胡服骑射一语,或许重点应在比较大规模的骑兵应用,影响大而具体”。

   这样的推断很有道理,因为不难想见,两千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先人,他们的生产条件相对而言要更加恶劣,我无论如何不能将那时土地上的劳作与宽博服装联系到一起。即便在我的记忆当中,土地上的劳作也是与小衣衫短打扮相互成就的,这也是我在农村劳动时收获的经验。

   问题在于,对赵雍和他领导的赵国而言,此前已有成套礼仪制度形成,比如著名的周礼,而服装毫无例外地成为表现这套礼仪制度的重要形式,包括士兵、官员、百姓等等各个阶层,服装虽有差异,大体却不偏离同一个方向,其主要特征概括起来就是“宽博”。

   宽博的衣服穿起来,闲适无比,却限制了骑马射箭的兵将,发现此点之同时,赵雍也发现胡人服装的便捷可取之处;胡是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,也称匈奴为胡,其东之乌桓、鲜卑先世为东胡,西域各族为西胡。

   关于胡人的穿戴服装,我没有找到单独的证明,却可以从侧面得到了解,“儿能骑羊,引弓射鸟鼠;少长则射狐兔,用为食”,“士力能弯弓,尽为甲骑。其俗,宽则随畜,因射猎禽兽为生业,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,其天性也”,此即文献记述的胡人生活,“利则进,不利则退,不羞遁走。苟利所在,不知礼义”。

   胡人所穿衣服,即我们所谓的胡服,其特征后人总结为“窄袖,长靿靴,衣束腰带”,多为苎麻或皮革制作。很大程度上,胡人上马射箭灵活自如的日常作风受益于其服装。

   但赵雍把胡服骑射的想法和王公大臣们一说,却只有楼缓一人认为可为,一种巨大的一时难为俗众理解的孤独感袭击了他。于是他又把肥义叫到跟前问策,“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,而世必议寡人,奈何?”“臣闻疑事无功,疑行无名。王既定负遗俗之虑,殆无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”,肥义言简意赅,却直取要害,他说,“愚者暗成事,智者睹未形,则王何疑焉”?

   《三》

   赵雍历史上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,即赵武灵王。每到邯郸,有机会我总要流连于与赵武灵王相关之地。邯郸市中心的武灵丛台最著名,据说由赵武灵王始建,最初的功能是供其操练兵马和休息娱乐。此地最初是否叫这个名字已无法考证,我只知丛台的名字始见于汉书,颜师古注释说“连聚非一,故名丛台”,由此不难推断其当初的气象,绝非单体建筑所喻。

   现在的丛台为清同治年间重建,高26米,中间夯筑,外砌青砖。这形制绝非初建时的模样,已经后来者点睛变化;即便如此,我仍愿于其上放纵怀古之幽情。

   除丛台外,邯郸城中与赵武灵王相关之所尚有插箭岭和附近的铸箭炉。我知道其中有多少物是人非,有多少星移斗转后的强说成分,可又有什么关系?我已把赵武灵王认作一个时代的改革者,一个以服装设计标新创造成就事业的改革者。这样的成就在后来的岁月中,惟有设计出中山装的孙中山可相媲美。

   “吾不疑胡服也,吾恐天下笑我也。”但开始除旧立新的赵武灵王还不免担心,他领导的这场服装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;改革必须打破常规,尤其是要对已形成的风俗习惯进行重塑重造,不会一帆风顺。

   吹向改革事业的最顽固的反对声音来自王室成员,赵武灵王面对的保守派代表是他叫叔父的公子成,“闻中国者,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,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能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”成言之凿凿,“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而怫学者,离中国,故臣愿王图之也”。

   失眠症患者赵成这番理论绝非他一人所想,实际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守旧势力。赵武灵王决心亲自到他处做说服工作,详细阐述这场服装革命的重要性,“夫服者,所以便用也,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”他开门见山,切中命门,既定的改革之路必须实事求是,有的放矢。“圣人观乡而顺宜,因事而制礼,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”他说,“圣人果可以利其国,不一其用;果可以便其事,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俗异,中国同礼而教离,况于山谷之变乎?故去就之变,智者不能一;远近之服,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,曲学多辩”,“今叔之所言者俗也,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”。

   公子成终于认识到“愚不达于王之义”的错误。赵雍赐给他胡服,第二天他就穿上朝了。胡服令颁布了,尽管仍有反对者,像有血缘关系的赵文、赵造等人也跳了出来,但他们已都不能翻起大波浪,“圣人利身谓之服,便事谓之礼。夫进退之节,衣服之制者,所以齐常民也,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齐民与俗流,贤者与变俱。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,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。循法之功,不足以高世;法古之学,不足以制今。子不及也”。

   此时赵武灵王的服装革命胜利在望,推行胡服新政,已势如破竹,无可阻挡;此后5年,命将军、大夫、嫡子均胡服,赵终成战国七雄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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